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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新课程改革需要“软着陆” | |||
| 新课程改革需要“软着陆” | |||
| 作者：查有梁 文章来源：转载 点击数： 更新时间：2007-8-22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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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《纲要》专门在题目后，写上“试行”这两字，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实事求是的态度。现在，《纲要》已“试行”了6年了，小学已经过一个周期，初中已经过两个周期了。应当以科学态度，认真总结“试行”的经验和教训。应当允许有不同意见，都得到平等地、充分地发表机会。 《纲要》刚发表，于2001年8月就出版发行了，由朱慕菊主审，由钟启泉等人主编的《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》，另一标题是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（试行）》解读（以下简称《解读》）。官员与学者结合，在全国范围强力推行对《纲要》的唯一一种“权威”式的《解读》。一位教师希望我一定要看一看，我看完《解读》之后，深为焦虑。其中，有不少章节是一些学者们自己的研究成果，是有学术价值的。但从一个整体看，将这些成果组合在一起，作为对《纲要》的权威“解读”，问题就大了！“部分”好不能保证“整体”好。整体功能不等于部分功能的“线性叠加”。《解读》洋洋近40万字，将简单问题复杂化，让人抓不住要领。其中，有不少关键处都采用较为绝对“非此即彼”的思维方式。理念太好，但难以操作；理念太高，但很难实现。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，教育内部也一直在进行相应的课程改革，《解读》几乎无视这些课程改革的成功之处，试图从2001年《解读》开始，重新开创中国教育史的“新纪元”。我国改革开放最成功之处是采用“渐进式”的改革。但从《解读》看来，课程、教材、教法、学法，都必须来一个“根本转变”要“突变”。经过6年新课程改革的“行政推动”，其中存在不少问题，急需解决。最近，我在一次讲学中，一位当过教师的农村镇长质问我：这种“运动式的”、“突变式的”、“大跃进式”的课程改革，叫我们广大农村教师无所适从，你说，对还是不对？我内心深感震撼。 钟启泉教授在《中国教育报》（ “误导之一”：“教育基本价值的转向，这就是从精英教育转型为大众教育，从强调对少数有学术才能学生的培养，转到强调对全体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。” 这又是一种“非此即彼”的思维方式。我们在《纲要》中，看不到这种“非此即彼”的形而上学理解。这对“课程改革”是一种误导。这种误导，很不利于“科教兴国”战略和“人才强国”战略的实施。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，我国对基础教育的指导方针都是大众的“普及教育”；“精英教育”一直受到严厉批判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人们认识到“普及教育”的同时，需要“提高教育”，于是，给“精英教育”留下了生存空间。这与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采用“非均衡”的发展战略相一致。环顾全球，尤其看看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。他们都是“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”同时并重，波浪式地发展，而并非用一个否定另一个。在大众教育的基础上，认同精英教育；在精英教育的引导下，发展大众教育。“大众”与“精英”没有等级差别，只是社会分工不同。大众中要涌现精英，精英要服务大众。“精英教育”与“大众教育”是对立的，但又是统一的。这是辩证法。采用这种辩证思维这才有利于国家的发展，民族的兴旺。 半个世纪以来，中国在发展“大众体育”的基础，实施了“精英体育”，在世界比赛中，包括奥运会上，取得了许多“金牌”；中国发展了“大众教育”，却拒绝或没有真正实施“精英教育”，导致在科学、技术、文化的前沿领域内，原创性的创新很少。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至今未获得过诺贝尔奖。中国实行“科教兴国”和“人才强国”战略，十分需要在各行各业中都有大量“精英”人才，通常称为“杰出人才”。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，中国不能简单选择“从精英教育转型为大众教育”这样的价值观。否定“精英教育”，只采用“大众教育”，中国就没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，也没有可能建设“创新型国家”。 “误导之二”：“把‘过程与方法’、‘情感态度与价值观’，作为与‘知识与技能’同等重要的目标维度。”“真正使每一个课堂都成为落实三维目标和学生学习、生活与发展的场所。” 首先，把“知识与技能”只作为“三维目标”中的“一维”，就决不是《纲要》的本意。知识重在“逻辑性”，是“认识世界”；技能重在“操作性”，是“改造世界”。知识与技能是有关联的，然而又决非是同一的概念，不能作为“一维”看待。我国教育界重视“基本知识”、“基本技能”，即所谓“双基”。从来没有人认为重视“双基”是错误的，也从来没有任何教育理论，论证过重视“双基”是错误的。《纲要》重视“打好基础”。其次，“情感态度与价值观”连在一起使用，这是从“外国引进的”。在中国，“价值观”是与“世界观”、“人生观”联系起来使用的。课程目标的“每一维”上都有“价值观”的问题。选择什么样的“知识”、“技能”、“态度”、“方法”对学生更有意义，都涉及“价值观”。“价值观”是一个哲学层次的大概念。在中文里，将“价值观”仅仅与“情感态度”相联，至少是词义搭配不当。第三，“过程与方法”作为一维，也不妥。在“科学方法论”中，没有这种看法。把重“过程”这种方法，上升到与“所有方法”等价的地位，是片面的。重“过程”可以认为是重“历史”，在“科学方法论”中，“历史”应当与“逻辑”相结合才是较为科学的方法。 钟启泉教授最大的“误导”在于，他强调“真正使每一个课堂都成为落实三维目标的场所”。这绝对不是《纲要》的要求。《纲要》是从整体上提出这些目标。当前，新课程改革中，要求教师每一节课中，仅仅有40分钟，一定要落实“三维目标”，这必要吗？这可能吗？在基础教育中（1～9年级）一节课的教学，一定要“从学生实际出发，抓住主要矛盾”，这正是百年来广大教师的教学经验。教师们在过去学习了毛泽东的《实践论》和《矛盾论》，都认识到教学要“从实际出发”，“抓主要矛盾”。一节课的教学目标必须专一，不可能完成太多目标，目标过多，其结果必然是所有的目标都落空。那有可能一节课面面俱到，要“落实三维目标”。这真正害苦了全国的中小学教师！一节课要求教师仅仅写“教学目标”这一项就要写上几百字。这是典型的“新八股”！教学是艺术，要在全国范围推行一种作法，不可能成功。“情感态度”，还有“价值观”，等这些目标，是长期目标，不是短期目标；是隐性目标，不是显性目标；是整体目标，不是局部目标。“情感态度”，以及“价值观”这些目标不可能在一节课内“落实”。一节课中，一定要求教师“写出”所有的“三维目标”，这几乎成为“新课程改革”的“标志性建筑”。难怪引起许多教师的反感。钟启泉教授公开声言：“现在绝大多数教师不合格”。无意之中就人为制造了“冲突”的隐患，这肯定远离了建构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！ “误导之三”：过去的课程实施，“这是一种‘忠实取向’的实施观”，“而在新的课程实施中更注意‘创生取向’”。“我们面对每一个学生，不仅是学习的主体，而且是学习的主权者。”“教师即课程”。 钟启泉教授经常提出一些“新概念”，别人不知有什么“内涵”，这又是对课程改革的误导。对“教学大纲”、“课程标准”“忠实取向”有什么不对？“创生取向”如何实施？学生不仅是学习的主体，而且是学习的“主权者”？“主权者”是什么意义？“主权”有多大？“教师即课程”，是指课程的“部分”，还是课程的“全体”？“教师即课程”了，“学生的主权”又如何实现？钟启泉教授在《概念重建与我国课程创新》一文中，还有一句话：“课程即体验”。“教师即课程”，“课程即体验”，那么“教师即体验”了！教师与课程，都游历在“体验”这一较为初级层次上，教学能提高吗？广大教师看不懂，许多同行专家也读不懂。 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？是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形成的。问题提出后，经过努力得到解决，实践证明为正确，于是，新的概念就逐渐形成了。“问题解决”，“概念形成”，“方法产生”三者是一致的。这是概念形成的真实过程，这是有“认识论”根据的。钟教授只是提出预设的“新概念”，让人不知所云，这些“概念”不是在课程改革实践中“生成”的，又并未真正解决问题，只是为了追求新概念而建构新概念。新课程改革中不应该采取这种“反认识论”的思维方法。 “误导之四”：“认识本国的国情不能跟国际发展的现状割裂开来，也不能跟时代发展的特征割裂开来。‘全球视野’与‘本土行动’是统一的，而不是对立的，孤立地看待‘国情’是愚不可及。” 将“本国国情”与“国际发展”和“时代发展”联系起来这是对的，但是“国情”本身也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。教育领域中的“课程改革”是中国整个社会改革的一部分。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是，实行渐进式改革而非“突变式改革”。另一成功经验是：不断深入反思，进行改革的调整，使经济运行能“软着陆”，从而保证了改革的成功和向前推进。但是，2001年以来的课程改革，在许多教师看来是“突变式”、“运动式”、“大跃进式”的改革。《纲要》的主体精神是正确的，但课程改革的“权威”对《纲要》的《解读》却主要采用一种“非此即彼”的反辩证法的《解读》。连本国国情都不顾，更不说与“国际发展”联系了。尽管有不少资深教授和资深院土，及时提出许多中肯的批评。但课程改革的权威专家，几乎一概拒之门外，还讽刺为“发霉的奶酪”。对于新课程改革而言，这就谈不上深入反思，及时调整，使“飞得太高”的“课程改革”，很难“软着陆”。资深教授批评新课程改革不顾“国情”，钟启泉教授反而又回敬为“孤立地看待国情是愚不可及”。同时，又在理论上提出“全球视野”与“本土行动”是统一的，而不是对立的。这一看法，在哲学上是不对的。从辩证法看来，“全球视野”与“本土行动”是对立的，但又是统一的。看不到“对立”，如何统一；否认了两者的“对立”，即看不到两者是有差异的，怎能引导“课程改革”真正“合符国情”呢？ “误导之五”：“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以‘一纲多本’替代旧课程的‘一纲一本’，这是历史的进步，不能轻易退却。面对新世纪的教育挑战，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，义无反顾地奏响改革进行曲”。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，我国课程是采用“一纲一本”，其优点是成本很低，效率很高，质量较好，错误较少。当然，在计划经济体系下的“一纲一本”有明显的不足。早在80年代，我国已提出并实行“一纲多本”了，只是占主导地位的教材仍旧是“人民教育出版社”一家。并不是2001年之后才是“一纲多本”。问题是：“一纲一本”不行，“一纲多本”要“多”到多少本呢？目前的中小学“英语教材”就多达十多种了，“多”就一定好吗？实行“一纲多本”，采用“市场竞争”，又必须经教育部组织的专家组审查。成本如何？效率如何？质量如何？错误多少？其中的“操作”有没有“贪腐”行为？教师和学生们对使用新教材的真实感受如何？实际效果如何？等等，这是必须认真总结的。改革是必须的，不能说自己的看法就是“改革”的代表，别人不同的看法就是“反改革”。 《对话》中，钟启泉教授也说了一句话：“我们需要摆脱‘非此即彼’的思维方式的束缚，课程改革的大方向是不容置疑的”。我十分感动！ 我非常赞成：以《纲要》精神为主的课程改革大方向是不容置疑的。但是，从我2001年读钟启泉主编的《解读》，到读2006年这篇总结性《对话》，其中，都有“非此即彼”的“反辩证法”的思维方式，贯穿其中。同时，还重建了许多“新概念”，让同行专家也不知所云，这是一种“反认识论”的思维方式。这些，真的误导了课程改革。新课程改革，只有真正地摆脱“非此即彼”的思维方式，克服“生造概念”的思维方式；同时要坚信广大教师的能力，渐进、� | |||